【TargetMol 明星分子】Pemigatinib：精准抑制FGFR通路，破解肿瘤耐药与信号网络

■ 1. 背景介绍

▲ Pemigatinib (T12401，CAS: 1513857-77-6)的化学结构式

Pemigatinib (T12401)，CAS: 1513857-77-6 是一种口服活性的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直接作用于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FGFR）家族的激酶结构域，对FGFR1–FGFR4 的抑制活性分别为0.4 nM、0.5 nM、1.2 nM 和30 nM。通过抑制受体自身磷酸化以及近端衔接蛋白（如FRS2）的磷酸化，Pemigatinib 阻断SH2/PTB 介导的信号复合体组装，并压制FGFR 的经典下游通路，包括RAS–RAF–MEK–ERK、PI3K–AKT、PLCγ–PKC 与STAT 级联，从而削弱由FGF–FGFR 刺激及肝素硫酸介导二聚化所驱动的增殖、生存与分化相关的转录与生化输出[1,2]。

该分子对FGFR1–3 的效力高于FGFR4，这一差异性可用于解析同一细胞系统中不同受体同源物的依赖性：通过设定能够充分覆盖FGFR1–3 而仅部分影响FGFR4 的浓度窗口，可在多受体并存的背景下选择性考察上游受体的使用偏好与下游连线。在存在FGFR 基因改变（如配体高表达、扩增、激活性点突变或基因重排）的模型中，Pemigatinib 可用于验证FGFR 通路的致癌性作用、量化对该通路的“成瘾”程度，并建立药效动力学生物标志物，例如磷酸化FGFR/FRS2 的下降及ERK、AKT 信号读出的减弱[1,2]。由于具备口服活性，Pemigatinib 亦适用于体内研究，可在控制给药后通过时间分辨的磷蛋白组学、转录组学与代谢组学描绘靶点占据、网络适应与系统效应之间的关联。

在FGFR 信号轴中，配体及肝素硫酸促使受体二聚与反式自磷酸化，继而招募FRS2，后者装配GRB2/SOS 激活MAPK；并通过GAB/PI3K 触发AKT；同时允许PLCγ 对PIP2 水解，调控Ca2+ 与PKC；此外还可情景依赖性地激活STAT 通路[1,2]。Pemigatinib 在该通路顶端实施抑制，降低前馈信号幅度并改变由ERK 诱导的反馈调控因子（如DUSP、SPRY）水平。此类“自上而下”的调控有助于描绘通路拓扑、量化信号可塑性，并在急性与持续抑制条件下解析与平行受体酪氨酸激酶的串扰。

综上，Pemigatinib 在研究中的用途包括：在FGFR 驱动的细胞系与类器官中进行靶点验证；利用对FGFR1–4 不同IC50 进行同源物分辨的依赖性绘图；开展通路动力学与反馈机制研究；以及体内药理学以连接暴露、靶点抑制与系统层响应。该化合物为精确操控FGFR 通路并解析其对细胞状态与信号网络塑形作用提供了有力工具[1,2]。

■ 2. 文献分享

■ 2.1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acquired drug resistance in FGFR2-fusion-positive cholangiocarcinoma through rapid research autopsy

Pemigatinib (T12401) 在本文被描述为泛FGFR抑制剂及FGFR选择性激酶抑制剂。研究报道一例携带FGFR融合的胆管癌患者对Pemigatinib最初出现应答。为进一步解析其作用，作者开展了体外细胞实验：仅表达FGFR2–CLIP1融合的细胞对Pemigatinib呈敏感，IC50为10.16 nM；当在融合基础上加入FGFR2 N549H继发突变后，同一体系对Pemigatinib表现耐受，IC50升至1527.57 nM。基于体外药物敏感性研究结果，作者指出该FGFR2 N549H突变在该患者背景下赋予了对Pemigatinib的耐受性。上述证据表明，在FGFR2–CLIP1驱动的模型中，Pemigatinib显示显著敏感性，而获得FGFR2 N549H继发突变后则出现耐受转变，并与患者最初的应答观察相呼应。[3]

■ 2.2 FGF1-FGFR2 axis regulated by nuclear receptor RORγ represents an effective strategy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Pemigatinib (T12401) 在该研究中被用于探讨其在肝内胆管癌背景下的药物反应机制。研究者指出，RORγ的过表达通过上调FGF1和FGFR2而赋予对Pemigatinib的耐受。依据文中描述，这一耐受现象源于在RORγ水平升高的条件下，FGF1与FGFR2表达同步增加，从而建立了核受体调控的转录程序与Pemigatinib反应降低之间的直接联系。证据明确表明，RORγ驱动的FGF1与FGFR2上调足以构成对Pemigatinib的耐受基础。由此，该研究将Pemigatinib耐受的分子根源界定为RORγ依赖的FGF1与FGFR2表达升高，并在研究所用的肝内胆管癌模型中得到体现。[4]

■ 2.3 FGFR inhibition as a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to sensitize glioblastoma stem cells to tumor treating fields

▲ 通过Western blot、活细胞计数、流式细胞术及克隆形成实验（神经球形成）在GC1、GC2、GC3和GC4等多株胶质瘤干细胞中证实，Pem（Pemigatinib）联合TTFields（肿瘤治疗电场）处理较单药或单一场处理显著降低细胞存活率、增强细胞杀伤效应，并伴随FRS2磷酸化水平下调，表明Pem treatment能够增敏GSC对TTFields的应答

Pemigatinib (T12401) 被描述为高效且选择性的 FGFR1–3 抑制剂，并在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GSC）中通过显著降低下游适配蛋白 FRS2 的磷酸化来抑制 FGFR 信号，同时阻断了TTFields所诱导的FRS2磷酸化升高。与肿瘤电场（TTFields）联合时，Pemigatinib 相较任一单药显著降低GSC的细胞生长，并带来更大的生存率下降与细胞死亡上升。定量结果显示，Pemigatinib 与 TTFields 在降低GSC生存方面具有协同作用。该联合也削弱了克隆形成能力，与分别用药相比，球体形成显著减少，且基于Bliss分析同样显示协同效应。在包含电离辐射的方案中，当电离辐射后联合给予TTFields与 Pemigatinib 时，与“电离辐射+TTFields”或“电离辐射+Pemigatinib”相比，GSC生存被显著且协同地进一步降低。在所检测的细胞系中，Pemigatinib 单用或与其他手段联用均降低了生存率，研究同时明确指出 Pemigatinib 可使所有GSC原代培养对TTFields产生增敏效应。[5]

■ 2.4 Leveraging patient derived models of FGFR2 fusion positive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to identify synergistic therapies

▲ 通过PDC和PDO两种DUC18828模型（含完整培养基、无血清/无营养饥饿、FGF1/FGF10刺激及FGFR抑制剂Pemigatinib梯度处理）的Western blot、Alamarblue活力检测及明场显微成像证实，FGFR2-G3BP2激酶在无血清/无营养条件下仍保持磷酸化激活，呈组成性活化状态，且该活化可被Pemigatinib抑制（PDC中10 nM起效，PDO中50 nM起效）；此外，外源性生长因子（尤其是hEGF）可部分挽救Pemigatinib对类器官活力的抑制，提示微环境因子可影响肿瘤对FGFR抑制剂的敏感性

Pemigatinib (T12401) 在患者来源的FGFR2融合阳性肝内胆管癌模型中被报道可抑制生长与增殖，并证实其可抑制FGFR2激活。在患者来源的细胞系中，Pemigatinib 对细胞活性的IC50为4 nM，可随剂量增加导致活性下降，并在4 nM即产生显著的增殖抑制，同时以低纳摩尔水平明显抑制克隆形成。在匹配的患者来源类器官中，Pemigatinib 的IC50为2 nM；在缺乏外源生长因子的条件下可产生显著的生长抑制，而补加生长因子可恢复活性，其中EGF对降低类器官对Pemigatinib的敏感性影响最大。与HDAC抑制剂的联用表现出协同：提高Pemigatinib浓度可使奎西诺司他剂量反应曲线左移并显著降低其IC50，在细胞系中降幅超过50%，在类器官中同样观察到协同。与另一种泛HDAC抑制剂panobinostat的体外联用也得到协同验证。在体内实验中，Pemigatinib与奎西诺司他联合使肿瘤生长较对照降低59.4%，而Pemigatinib单用为23.8%。流式结果显示，二者联用可显著降低Ki-67阳性比例并显著增加细胞凋亡比例。研究还指出，奎西诺司他可增强FGFR信号，而该增强可被Pemigatinib所阻断。[6]

■ 3. 结语

Pemigatinib是一种选择性口服小分子抑制剂，靶向FGFR1–FGFR4激酶结构域，且对FGFR1–3具备更高效力。其通过抑制受体自身磷酸化及适配蛋白（如FRS2）磷酸化，显著阻断RAS–RAF–MEK–ERK、PI3K–AKT、PLCγ–PKC和STAT等经典FGFR下游信号通路。文献报道Pemigatinib在FGFR2融合阳性肝内胆管癌、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及携带FGFR基因改变的模型中均展现出显著活性。耐药机制包括FGFR2 N549H继发突变及RORγ介导的FGF1和FGFR2上调。与HDAC抑制剂或肿瘤电场（TTFields）联合应用表现出协同抗肿瘤效果，有助于克服耐药。未来研究应聚焦耐药机制的深入解析、联合治疗策略的开发及临床转化，充分利用Pemigatinib精准调控FGFR信号通路，推动FGFR驱动肿瘤的治疗创新。

■ 4. Q&A

Q1: Pemigatinib通过何种机制抑制FGFR信号？

A1: Pemigatinib直接抑制FGFR激酶结构域，阻断受体自身磷酸化及下游适配蛋白（如FRS2）磷酸化，进而阻止信号复合体组装，抑制RAS–RAF–MEK–ERK、PI3K–AKT、PLCγ–PKC及STAT信号通路的传导。

Q2: FGFR2 N549H突变如何影响Pemigatinib的敏感性？

A2: FGFR2 N549H继发突变使细胞对Pemigatinib产生耐药，细胞IC50由10.16 nM显著升高至1527.57 nM，反映出该突变与患者获得性耐药相关。

Q3: 哪些联合用药策略被报道可增强Pemigatinib疗效？

A3: 与HDAC抑制剂（如奎西诺司他、泛柔比星）联合用药表现出协同抑制肿瘤生长与增殖的效果；此外，与肿瘤电场（TTFields）及电离辐射联合用药则对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生存产生协同抑制作用。